有想法的人,往往不太合群

彦鑫蕊 2017-01-09 檢舉

古希臘特爾斐神廟前豎立著一塊巨大的石碑,上面鐫刻著一句象徵人類最高智慧的神諭──認識你自己!

認識自己,是人這一生最基本的起點,卻又是最終極的追求。一些人活了大半輩子,碌碌無為而過,焦慮而過,大多是因為沒有認識自己,從而找到與這個世界正確相處的方式。

人們聰明在用一些現成的價值觀去丈量這個世界、定義這個世界,但卻在丈量自己這件事上無從下手,迷惑於對肉體以外的自我認知。大智慧如同村上春樹這般大師,在年輕時也曾一絲不掛的站在鏡子前,注視著眼前那具熟悉的軀體,卻如同深淵裡仰望一座高山,看不清重霧之下的真面容。

一個普通人,大體可以伴隨三種屬性:原始屬性,社會屬性,精神屬性。在原始屬性階段,人們需要生存的食物,需要身體的安全,於是聚在一起,以抵抗饑寒與野獸,漸漸的形成了社會。但精神屬性的到達卻是需要智慧的,很多人不願意去觸碰與心靈相處的方式,退而求其次,回到社會屬性的角色。於是乎,我們忙於交際、忙於應付、忙於附和,慢慢找到能接納自己的人群,排斥與自己不相同的人。

人群,就是一群經歷相似、背景相近、思想接近的人聚在一起惺惺相惜,大體看不出你我的區別。

水,最容易消失在水中;人,最容易消失在人群裡。

一個人對自己認識不夠,往往容易隨波逐流,在人群中精心打磨,磨掉了個性的棱角,磨掉了情感的差異訴求,磨掉了批判精神,磨掉了靈魂的指南針,終將成為別人眼中的自己,乃至精神的奴隸。

當年希特勒站在臺上,台下是人山人海的狂熱份子。

身邊的將軍拍馬屁:“元首你看,下面的人真多啊!”

希特勒淡淡的說:“不!我一個人也沒看見,我看見的只是人群。”

普通人害怕孤獨,害怕無聊,一旦按部就班的完成了生存的勞碌,以及滿足了一些低層次的欲望,他就會表現的無所適從。於是乎,必須尋求熱鬧,擁抱人群,用低配廉價的行為,配合別人去消磨這段難熬的時光。

我看到身邊很多年輕人,生命的長征還沒開始就表現得百無聊賴,下班回來無所事事,躺在沙發刷刷手機撩撩妹子,或者在每個聊天群分享一段複製粘貼的心靈雞湯,說一些不痛不癢的話題。

感覺交流了很多,但最終還是莫名的空虛,孤獨,進而失眠。好像一旦離開了工作的8小時,他們的生活就變得支離破碎,不知道如何處理那些過剩乃至多餘的時間。

他們之所以孤獨,是因為找不到與自己相處的正確方式。

生而為人,個體離不開社會,但又不必諂媚于庸常。一個有智慧的人,他自身具備的多,求之他人的就少,越容易擺脫不必要的世俗附加,在常人眼裡往往表現為“不合群”。

但正是這種不合群的自在,他有更多對於生活的主動權,以及對於精神屬性的大膽追求。

他享受那種一個人獨處的時光,在書中遨遊看另一個世界、體驗另一種人生、學另一種技能;在一個人面朝碧海藍天時內心無比坦蕩從容;在繁華的角落窺察世人,思考現象之下的人性本質;也會在失眠的時候,找回另一個自己。

對他而言,讀書、旅行、藝術、思考都只是生活的常態,擁有這樣高層次常態化的人生,他才能在相同的時間裡比別人活出數倍的生命寬度。相比之下,那些無病[呻·吟]終日哀歎無聊的人,他們的生命薄如蟬翼,索然無味,如同羅蘭說的那樣:很多人二十歲就死了,到八十歲才埋。

羅永浩說,有想法的年輕人,往往不太合群。這種想法,可以理解為成熟的自我認知。知道自己不想要什麼,不適合什麼,不去做什麼。

村上春樹自嘲自己是個“不合群”的作家,因為他內心孤獨,怯於社交,但又不具備藝術家那種近乎癲狂的自我封閉。但他找到了和自己相處的方式,就是每天從不間斷的跑步,每年去參加馬拉松。他讓自己走進人群,卻又不至於被人群打擾。他就是在這種“孤獨又熱鬧”的自由中,大隱隱於市,創作了《挪威的森林》、《1Q84》等傳世佳作。

某天,在國外的論壇上看到有外國友人問,為什麼當代中國出不了真正意義上的大師?我想,這可能跟我們的精神種子有關,與文化土壤有關。

在這個古老的國度,“仁義禮智信、溫良恭儉讓”的精神價值,只能生硬的印在地鐵海報上,讓行色匆匆的低頭族漠視,絕望的淹沒在琳琅滿目的商業廣告裡。

大學教授忙於應對職銜評級,奔走於商業項目,寫辭藻華麗內容空洞的學術論文,自身修為不夠,也無心留戀學生學業,敷衍的去灌輸過時的知識,而不是培養學生學習的能力和健全的人格。

林語堂有一個說法:理想大學應是一班不凡人格的吃飯所,這裡碰見一位牛頓,那裡碰見一位佛羅特,東屋住了一位羅素,西屋住了一位拉斯基,前院是惠定宇的書房,後院是戴東原的住房。

他強調:“吃飯所”不是比方,這些大師除吃飯外,對學校絕無義務,學校送薪俸請他們住在校園裡,使學生得以與其交遊接觸,受其薰陶。比如牛津、劍橋的大教授,抽著煙斗閒談人生和學問,學生的素質就這樣被煙熏了出來。

反觀學生,從進入校園第一天,就被商業的觸角綁架,被浮躁的現實潛移默化,不關心當下的知識,卻揪心未來即將應對的殘酷社會。

我看過很多學弟過早的“懂事”,大一開始就到處兼職、實習,奔波于社會,游走于商業文明,如同走出校園的前輩們活成一個個亡命之徒。對他們而言,金錢、社會經驗遠比知識、精神重要。

從這樣的人群逃出來的,不會成為韓寒,也不會成為喬布斯。

前者是為找回自己而逃,後者是為改變世界而逃。而大學生的逃,只為早早去收割一些無止境的物質欲望,並美其名曰適應社會。大學是讓學生擺脫現實的奴役,而非適應現實。

而現實卻是,大學早已淪為打磨賺錢工具的作坊,四處彌漫著銅臭味。

我悲哀在,校園外賓館開房的學生、正在被社會奴役的學生,遠比圖書館的多。試問在這樣的土壤下,怎能出大師?

我們可能培養出一大批優秀的商人、白領、技工,但永遠出不了大師。為了迎合這個不太友好的社會,真正產生“公共知識分子”的校園也在慢慢“合群”,而這種“合群”是可怕的。

我很認同盧梭對教育的闡述:教育即生長,生長就是目的,在生長之外別無目的。學生放在校園裡,你不能置之不理,任憑他如同野草般野蠻生長;也不能關在溫室裡被不合格的園丁看護,機械的澆灌無用的知識,長成千篇一律的農作物。

大師從人群中來,但真相可能是,他還來不及變成大師,就淹沒在人群中了。

“合群”是出於社會的需要,是一種言不由衷的妥協,但一個沒有信仰支撐的社會,人人趨之若鶩的去“合群”,那未嘗不是一種痛心的歷史倒退。因為你弱小,抵擋不了倒退的潮水,只能硬生生被拉入大海。當你有一天,不必要去做那個“合群”的人,你離智慧就不遠了。

有人問我如何可以做到不合群,我只能說抱歉,這裡只提供觀點,不提供救贖。因為,假若都按照我說的去做,你又淪入了一個“合群”的陷阱,不是麼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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